股票线上配资任茂如政委兵团政委任茂如将军

黑龙江兵团实力与历史影响

兵团战力价值，历史意义重大。

作者：纪道庄，原副处长

六十年代末，我国作出将黑龙江农垦单位改编为生产建设兵团，肩负“屯垦戍边”使命的决定。苏联军方与媒体迅速认识到，这支兵团不容小觑，它代表着我国为扭转边境兵力不足局面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

1973年，在我外交部的大力支持下，英国记者及军事评论家马克斯威尔莅临我国兵团进行实地考察与访问。这位长期专注于中国军事研究，且著有《中印边界事件》一书的英国学者，在访问结束后得出结论：中国黑龙江兵团乃一支实力雄厚的准军事力量。

四十年时光荏苒，吕书奎先生主编的《亲历兵团》一书，以及黑龙江兵团网，共同记录了原兵团司令部鲍鳌（副参谋长）、梁文玺（作战训练处副处长）、李植谷（侦察处副处长）、纪道庄（军务处副处长）、陈吉才（颜文斌副司令员秘书）、薛昆修（通讯处参谋）、王路通（管理处军需管理员）和杨茂军（通信处无线电报务员）等同志，以及六师师长王少伯的战备回忆文章。深入研读这些珍贵的史料，我们不仅能够洞悉当年兵团为完成沈阳军区交予的战备作战任务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与取得的辉煌成就，更能够确认苏联军方及英记者马克斯威尔对兵团战力价值的评估是精准且现实的，而非无根据的夸大之词。

八年的屯垦戍边实践充分证实，兵团的战斗力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数个方面：

一、提升边境防卫实力，显著调整了对峙双方的力量对比。

在五十年代，中苏两国结成深厚的友谊之盟，两国人民间交往密切，情同手足，边境地区保持了和平与稳定。苏联在我国的黑龙江垦区援建友谊农场，便是这一友好的见证。然而，进入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急转直下，矛盾频发，两国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联在中苏边境部署了庞大的军事集团，对我施加压力，而当时黑龙江省境内仅有23军（即1958年执行抗美援朝任务后撤军回国的部队）以及执行护桥、守库任务的内卫团。双方兵力对比悬殊。中央党政军高层对此深感危机，除了迅速在重点边境地区组建多个边防团外，还在1966年“文革”爆发前夕，决定将黑龙江农垦单位改编为生产建设兵团，并调集了2万余名复转官兵，迅速在合江、黑河建立了两个农垦师。严峻的边境形势与“文革”的混乱局面，使得建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紧迫性倍增。1968年6月18日，党中央、毛主席做出重要决策，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纳入沈阳军区体系，并以此实战精神迅速开展组建工作及实施一系列备战措施。

显而易见，兵团肩负“屯垦戍边”使命，拥有显著的优势和坚实基础。首先，其所属单位位于黑乌两江边境的战略要地，汇聚了约80万可作战人员，包括现役军人、转业官兵、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及职工等。这些人员实行军事化编制，以武装连营团为骨干，装备精良，接受必要的训练。加之他们对地理环境了如指掌，且从事生产自给自足，士气高昂，因此能够迅速形成战斗力。在中央政府一时难以调遣野战军增援黑龙江省的背景下，兵团六个师的部署于边境地区，对于加强边境防御力量，扭转双方兵力对比的巨大差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迫使苏方不得不重新评估形势。

二、由兵团组建的武装连营，其总兵力堪比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三个军。

自兵团成立以来，我们致力于实施一系列主要战备措施，其中之一便是成立武装连营团。各师相继建立了武装连营，部分连营被赋予战备值班的重要职责。兵团亲自领导和完成了步兵第26团与炮兵第63团两个武装团的组建任务。这些武装连营团均按照军事编制进行组织，各级指挥官主要由现役或转业军人担任，战士则以刚加入兵团的年轻、健壮的城市知识青年为主，他们的素质丝毫不亚于野战部队的战士。根据编制要求，为武装连营团配备了各类轻重武器。通过严格执行战备制度，开展各类培训和军政训练，这些团队能迅速具备执行战斗任务的能力。

截至1973年，兵团武装连营团的总兵力已突破七万大关，装备轻重武器五万余件。其规模与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三个军相当。尽管在战斗素养和作战经验上，两者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在武器装备的先进性和后勤保障能力方面，兵团武装连营团均显著超越了抗美援朝时期的作战部队，这一点无可辩驳。

历经1969年对珍宝岛的支援作战、1970年的长途拉练、熊岳城高炮射击比武，以及1971年应对林彪叛逃事件所采取的严密戒备等一系列实战检验，充分证明了我兵团武装部（分）队具备强大的战斗力，且始终能够坚定地执行上级下达的战备和作战任务。

三、兵团肩负着远超民兵、预备役部队的军事任务，承担着至关重要的边境防卫重任。

鉴于对兵团战斗力的综合评估，沈阳军区当时向兵团下达的战备作战任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支援边防作战。在正规军与敌军交战之际，兵团便及时伸出援手，提供必要的支援与协同，确保其作战行动得以顺利进行。此类作战模式，如珍宝岛战役所展现。

二是秉持关键原则，实施火力侦查，以保障野战军战役行动的顺利展开。在面对敌方发起的大规模或较大规模攻势时，我兵团应立即调动武装部（分）队，迅速占领并坚守关键防御阵地，以阻止或延缓敌方的进攻势头；与此同时，展开火力侦察，准确判断敌方情况，通过有效的防御措施，为野战军的战役部署争取宝贵时间，并营造有利条件。

三是坚持敌后战。

为圆满完成战备作战任务，兵团坚守平战结合、战备生产共用的原则，高效推进了通信、交通、工程、仓储及后勤等领域的战场建设，同时组建了侦听队伍，确保了作战能力的全面配套与提升。

正是得益于兵团所具备的强大战斗力，以及其承担的战斗任务远超民兵、预备役部队的范畴，英国记者及军事评论家马克斯威尔才形成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是一支“实力非凡的准军事部队”的看法。这一观点颇具洞察力。

兵团时代标志着黑龙江垦区“屯垦戍边”的历史篇章。这一时期，我们借鉴了我国汉武帝、三国时期的“屯田驻兵”策略，尤其是汲取了建国后创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功经验，实现了又一次历史性的成功实践。这一段历史理应被铭记于史册，为后世的研究与借鉴提供宝贵财富。

在兵团时期锻造的强大战力，对于巩固黑龙江边防、提升防御能力，以及为国家民众排忧解难，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构建这一战力的过程中，国家有效节省了经济开支，减轻了财政压力；同时，在战备工作中，我们传承和发扬了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使得北大荒的战斗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与光大；严格的纪律要求，确保了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在武装连队的知识青年们通过锻炼，增强了国防观念，掌握了军事知识，而通信侦察部门更是培育了专业人才及外语翻译精英；所建立的通信、交通、工程和仓库设施，在当时的生产建设以及后续发展中，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1975年的军委边防战备会议上，我们兵团“热爱边疆、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宝贵经验得到了介绍与推广。

自“文革”期间极左路线的影响之下，我们在组织武装连队人员以及执行边防政策的过程中，确实曾出现过一些偏差，诸如过分强调家庭出身等因素，这无疑对部分知青和农场职工的爱国热忱造成了挫伤。

我们有时半开玩笑地将兵团称为“庄稼兵”或“7083”部队，看似零散无序。然而，正是在那个时代，这支队伍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既是共和国历史的选择，更是百万兵团战士无私奉献的结晶。

2008-11-27

当年东边境一支

强大军力

黑龙江兵团实力分析

作者：梁文玺，曾任兵团司令部作训处副处长

1968年，中共中央与毛泽东主席共同决策，成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并赋予其“屯垦戍边”这一至关重要的使命。关于当时国际国内的历史背景，我在公开出版的《亲历兵团》——“守卫国门，捍卫边疆”一文中已有详细论述。防御苏联入侵。自兵团成立伊始，便有条不紊地展开了规模庞大的战备戌边工作，迅速凝聚起一支不容小觑、具备战役级作战能力的强大军事力量。

本文解析黑龙江兵团戌边实力。

该兵团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素质过硬的指挥团队，其指挥官们均展现出坚强有力的领导风范。

颜文斌副司令

兵团首副司令员颜文斌将军，担任40军副军长一职，系一位1932年投身革命的老红军战士。他历经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等重大战役。战功显赫，令敌人闻风丧胆，对命令执行坚如磐石，指挥作战经验丰富，身负战伤达18次，因此被誉为“猛张飞”式的英勇战士。

任茂如政委

兵团政委任茂如将军，曾担任外长山要塞区政委一职。他是在抗日战争初期毅然入伍的，既是一位思维敏捷、能征善战的指挥官，又是一位精通政治工作的杰出领导者。

颜将军与任将军均曾在我军主力部队的39军中任职多年，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了解与友谊。

兵团副政委李子文，一位资深的红军战士。副司令员刘竹轩、王统、臧公盛、屈太仁，以及副政委蒲更生，还有参谋长张忠志、政治部主任段景岳、后勤部长赵保全，他们均为抗日战争初期的英勇战士。

兵团机关干部表示：我们的首长们均曾亲身参与抗击日军、国民党军队以及抵御美帝的战斗。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兵团的领导层成员不仅经受了战争的严酷考验，更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组织与指挥经验。

兵团机关干部素质过硬，能力卓越。兵团司令部、政治部以及后勤部负责战备作战任务的部门领导，主要由沈阳军区从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中精选出的骨干力量组成。

兵团司令部主管战备工作的副参谋长李光兮，自抗日初期投身军旅，彼时便是一名风华正茂的大学生。他曾在我国主力部队38军军部担任作战科长、师参谋长，并在沈阳军区防化部履任部部长一职。另一位副参谋长鲍鳌，同样是抗战时期入伍的知识分子，曾供职于沈阳军区炮兵司令部作战部，担任侦察处长。李光兮与鲍鳌两位领导，不仅军政素质卓越，更积累了丰富的参谋工作经验，堪称头脑清醒、能力出众的领率机关领导。

沈阳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防空科副科长刘洪滨晋升为作训处处长，而作战科参谋梁文玺则被任命为副处长；情报部的李植谷则接任侦察处副处长的职务；军务部的耿心松被委以军务处长的重任，防化兵部作训参谋纪道庄则担任军务处副处长；通信兵部的王秉刚升任通信处处长，许开槐和王炎亦被任命为通信处副处长。

兵团政治部主任一职由曾担任136师政委的段景岳同志担任，红军时期入伍的李江华、夏振栋同志为其得力助手。干部处处长由于勋同志担任，组织处副处长则是尹仲三同志，宣传处长则由韩忠志同志出任，而保卫处长则由武志成同志担任，以上诸位均系沈阳军区政治部派驻。

沈阳军区后勤部委派了赵保全部长、钱秉公副部长，以及战勤处处长高诺夫、装备处处长高庆昌、卫生处处长王佐良等人，他们均肩负着兵团后勤部的重任。

我国兵团下辖的六大战区，旗下共69个团的军事及政治领导层，其中绝大多数成员均是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年代投身军旅，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1958年起，王震将军亲自率领的十万转业解放军官兵投身垦荒事业，以及六十年代中后期陆续抵达北大荒，参与屯垦戍边的46万城市知识青年，他们不仅构成了生产建设的中坚力量，更是边疆防御的关键支柱。

在戌边的工作实践中，特别是在支援珍宝岛反击战、应对林彪叛逃事件进入紧急戒备状态、进行长距离的远程拉练，以及战场建设与边防部队的防务工作中，兵团的组织指挥能力以及司政后领率机关的职能发挥，均得到了充分证明。它们展现出了出色的执行力，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并圆满完成了上级交予的艰巨任务。

兵团实力

黑河方向的一师设有六个营，鹤岗方向的二师设有八个营，红兴隆方向的三师设有五个营，密山方向的四师设有九个营，建三江方向的六师设有四个营。此外，还成立了五个武装高射机枪连，每连约四百四十人；五个七五无后座力炮连，每连约四百三十五人；以及五个七六加农炮连，每连亦约四百四十人。总计兵力达到两万一千人。

在1970至1971年间，鉴于戌边战备的紧迫需求，兵团在原有兵力装备的基础上，增设了战备值班步兵第26团、炮兵第63团，并成立了21个高炮连以及61个警卫通信排。至此，兵力规模扩充至五万人。

据此，该兵团的武装部（分）队总数达到了七万人之众。装备方面，拥有1.3万支7.62毫米口径步枪，840支手枪，1.6万支冲锋枪，1900挺轻机枪，239挺重机枪，333具40毫米火箭筒，51挺高射机枪，84门37毫米高射炮，144门82毫米迫击炮，72门57毫米反坦克炮，237门75毫米无后坐力炮，108门76毫米加农炮，以及18门122毫米榴弹炮。各类炮弹的配备充足，足以满足需求。

正因我国拥有坚实的军事力量，在长期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领域内享有盛誉的英国学者马克斯威尔在参观了来兵团之后，赞誉道：“来兵团无疑是一支实力强大的准军事力量。”

三次战役侦察与作战计划制定

为了有效抵御霸权主义的侵犯，我们不仅要积极构建军事编制和确保兵员物资的充足，还必须对预定作战区域进行深入的战役侦查，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完善作战计划。在此过程中，已至少开展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行动。

1969年夏日，兵团第一副司令员颜文斌亲自率领兵团机关干部，以及四师与牡丹江军分区的相关人员，对哈尔滨东部战场的重点区域——方正、海林、绥芬河等地，展开了深入的战役勘察。此行奠定了基础，同年秋季，沈阳军区负责战备作战的江拥辉副司令员，带领军区机关、23军、省军区及兵团的同事们，对牡丹江方向的虎饶地区进行了细致的勘察。随后，他们驱车前往宝泉岭兵团第二师，实地检视战备工作。在高度赞扬二师第十五团战备值班连在射击、投弹及队列训练方面的出色表现后，江拥辉副司令员由衷地说：“你们，即使不佩戴军衔帽徽，也是真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

这不仅是对兵团的激励与认可，更是满怀深情的期盼。

1971年秋季，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率领23军及省军区、兵团的相关人员，首先对黑河地区的战役关键点进行了细致的勘察，随后又对海伦、铁力至佳木斯南山的多个区域进行了实地考察。

经细致的战役侦查，我们对黑龙江作战区域的兵要地理有了全面深入的认识与掌控。依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我们综合规划了野战军、地方部队及兵团武装力量的战略部署，进而制定了详尽的作战计划，并据此展开了战场的建设与准备工作。此计划的核心要点包括：临战之际，需紧急在黑河、佳木斯、牡丹江三地迅速集结，构建一支现役步兵军。此军由兵团下辖的六个师各自组建一个现役步兵师，并将其纳入各军的战斗序列之中。一旦战事爆发，该步兵军将即刻奔赴战场。

回顾兵团八年的戌边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彼时兵团的戌边实力堪称可观；兵团的戌边任务得到了野战军和省军区的有力支持和紧密配合；兵团所承担的战备戌边任务，是在沈阳军区党委及首长们的直接领导和深切关怀下圆满完成的。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历史的长河已流转近四十年。昔日黑龙江兵团的“屯垦戍边”不仅成为了国史与军史上的一抹光辉，亦在今日，成为了一段值得缅怀的历史佳话，记载着当年解放军、转业官兵及知青共同谱写的难忘篇章。我相信，这段戌边与屯垦的辉煌成就与宝贵经验，对于当今乃至未来的发展，都将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守国门，护边疆

——难忘兵团戍边备战时

作者：梁文玺，曾任兵团司令部作训处副处长。

悠悠岁月，时光如梭。转眼间，我已告别北大荒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十载。岁月流转，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却始终清晰如初。每当忆起在那片黑土地上度过的十年时光，以及那段充满活力与激情的北大荒岁月，心中总是波澜起伏，感慨良多。

1968年，实为值得铭记的一年。正是在这年的6月18日，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布命令，宣布成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该兵团以黑龙江省原东北农场总局下属的农场为基石，并整合了若干省属农场，最终整编为隶属于兵团直辖的5个师和62个团，肩负起“屯垦戍边”这一至关重要的战略使命。兵团的组建宛如一股强劲的春风，迅速席卷了北疆的崇山峻岭与辽阔水泽。一时间，北大荒之地沸腾了起来！

在边疆地区驻军屯田。

“屯垦”，意指在边境地区驻扎军队，同时进行土地开垦。此概念与“屯田”紧密相连。自汉朝起，历代政府为了确保军队的物资供应或征收税粮，往往派遣士兵与农民共同开垦荒芜之地。

“戍边”，意指军队驻守边疆，以保卫国土。唐代诗人杜甫在《兵车行》中曾吟咏：“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史籍有载，曹操广泛推行屯田制度，以此强化了曹魏的国力。而明代时期，屯田的规模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

显而易见，“屯垦戍边”这一概念蕴含着相辅相成的双重属性，它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思想的生动体现，也是我国历史文明进程中的一抹亮色。然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屯垦戍边”的内涵得到了拓展，赋予了新的内涵、新的手段和新的要求。因此，在1968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的成立，肩负起屯垦戍边的战略使命，致力于开发黑龙江、保卫黑龙江，这一举措正是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综合考量下的历史性必然。

守卫东北边疆

众所周知，原苏联是列宁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建立之初，中苏两国建立了良好关系。自20世纪50年代初，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原苏联一步步走上了霸权主义道路。1959年，原苏联政府擅自撤回援助中国建设专家，撕毁多项合作协议，而后又在中苏边境地区陈兵百万，不断进行武装挑衅，中苏关系急剧恶化。

秉持和平理念、坚守正义底线的中国共产党人，恪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信条，与之展开了既合理又有力的斗争，并始终保持分寸感。

我国与苏联的边界线绵延7500公里，此线之划定，实乃自1858年始，沙皇俄国趁我国“大而不强”之际，意图将东北变为“黄俄罗斯”，屡次入侵我国，强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成。其中，中苏边境的东段，与黑龙江省相邻的部分便已长达近3100公里（水域部分为2780公里，陆地部分为260公里）。在黑龙江与乌苏里江这两条界江中，分布着大小岛屿1152个，按照主航道中心线划分，苏方拥有538个，我国则拥有614个。然而，在苏联所绘制的十万分之一比例尺地图上，竟有531个本应属于我国的岛屿被错误地划入了苏联境内。苏联军队在中苏边境大量增兵，其在亚洲地区针对我国的总兵力高达一百万人，坦克超过两万辆，飞机三千余架。他们还在黑龙江对岸的纵深地带建立了两个空运突击旅，其中一支部署在我国黑河地区对面的苏联境内。一场新的、大规模的武装入侵似乎正在悄然酝酿之中。

彼时，我国在面积达近五十万平方公里的黑龙江广袤土地上，仅部署了一支野战军及数个边防团，与苏联在军力对比上存在显著差距。在边境地带及纵深关键点，兵力分布稀薄，存在较大空档。鉴于国家安危之重，以及加强东北和黑龙江地区安全的迫切需要，党中央和毛主席审时度势，居安思危，果断决策成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以屯垦戍边。当时的战略布局是，兵团在沈阳军区的指挥下，执行战役火力侦察任务，于边境地区的黑河、佳木斯、牡丹江等地关键战役节点，削弱并迟滞敌方有生力量的进攻，为野战军的战役展开提供掩护。同时，开展全民战争动员，组织指挥广大军民共同打击并歼灭入侵之敌。这不仅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战略使命，亦是在当时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性举措。

迅速组建军队

以沈阳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为核心，精选精锐力量，分别设立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形成三大指挥与保障机构；同时，从东北地区的各野战军、旅大警备区、炮兵、工程兵等部队中，挑选了一批实战经验丰富、身体状况良好的现役军人，他们被分配至兵团下辖的5个师及60多个团的领导岗位，以及部分机关工作职位。

彼时，我国老红军、沈阳区副政委兼兵团政委的李少元少将，以及身经百战、执掌兵团军务的第一副司令员颜文斌少将，还有兵团政委程克廉等英勇将领，率领三千余位现役干部，怀揣只争朝夕的决心，背上背包即刻启程。他们以最快速度，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各个方向赶赴兵团的各个战斗岗位。他们与原东北农垦总局的领导，以及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精通生产的农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才，迅速组建了兵团、师、团各级领导机构，正式开启了屯田戍边的伟大历史使命。

自1968年夏日伊始，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哈尔滨等地的初高中毕业生，纷纷响应毛泽东主席“知识青年应当投身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极为必要”的伟大号召。在此号召下，近五十万名知识青年相继踏入兵团，充实了各师团连队的力量，为北大荒带来了勃勃生机与无尽活力。

正当知识青年投身兵团之际，兵团党委秉持屯垦戍边的战略需求，经黑龙江省、沈阳军区以及中央的批准，适时在位于同江、饶河、抚远三地千里荒原的三角洲地带，以七星等四个团（场）为根基，成功组建了兵团第六师，其师部设于七星之地。

随即，全力以赴，紧急修复从二龙山至抚远，总长320公里的屯垦戍边公路。在公路沿线两侧的适宜地段，新设立了60团（今称前进农场）、61团（创业农场）、62团（红卫农场）以及反修营（前锋农场）。这些新建的团队在严酷的冬季中成立，一边接收安置知识青年，一边不失时机地开展农业生产，呈现出一派繁忙而热烈的景象。

1969年二月末，随着春雪渐融，初春的寒意尚未完全消散，我跟随兵团刘竹轩副司令所率领的慰问队伍，乘坐汽车前往六师，旨在对新建的团队以及知识青年进行实地调研与亲切慰问。

汽车沿着二抚公路疾驰，前方是一片千里荒原，白雪皑皑，间或可见茂盛的芦苇和杂草丛生，以及散落的杨桦树林。在这二三十公里的范围内，人迹罕至。时而可见十几二十只，甚至多达五六十只的獐狍和野鸡，它们在公路上徘徊不定，或左奔右突。抵达今创业农场的公路岔路口，眼前几片面积较大的杨桦树林格外引人注目，成群的黑色乌鸡在林间穿梭，时而飞翔，时而栖息，构成了一幅独特的风景画卷。

“此地为乌鸦岭再合适不过！这片北大荒的黑土地，真是可爱至极！”

当我们的新团队成立之际，知青们从各自的帐篷中迅速涌出，排成队列热烈欢迎我们。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激动，丝毫没有展现出野外艰苦生活所带来的不悦。须臾，便想到在荒芜的平原上，严寒的冬日里，他们于帐篷中栖息，围着火炉取暖，餐食仅有盐水煮的黄豆、冻硬的土豆和萝卜，这一切是多么的艰辛。年近半百的刘副司令员深为感动，他决定与大家同甘共苦，一同在帐篷中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夜晚。

自1968年岁末至1969年年初，沈阳军区紧急动员，调拨了大量枪械和弹药，分送至各兵团部队。依据既定的作战计划，司令部按照中国北方乙种步兵师的编制规范，迅速组建了35个战备值班营，每营编制超过500人（包括步兵连3个，机炮连1个）。此外，还成立了367个武装排，总计武装人数达到了2.2万。这些部队装备了8000支步枪，4000支冲锋枪，630挺轻机枪，45挺12.7毫米高射机枪，210门60毫米迫击炮，110门82毫米迫击炮，130门75毫米反坦克炮，30门76毫米加农炮，以及320具40毫米火箭筒。同时，还配备了充足的手枪、手榴弹和反坦克手雷等辅助武器，并储备了足够的弹药基数。

这是一支可观的武装力量。

在北安与黑河地区，由兵团一师指挥，共设有6个营；鹤岗及萝北地区，由兵团二师负责，配置8个营；宝清与饶河地区，则由兵团三师管辖，下辖5个营；至于牡丹江与密山地区，由兵团四师指挥，部署了9个营；双山与齐齐哈尔地区，由兵团五师负责，设立了3个营；此外，新成立的兵团六师也组建了4个武装营。

至1970年，沈阳军区对兵团的战备建设进行了全面加强。在原有武装力量的基础上，新增设了一个步兵团队（26团），并部署于佳木斯东万宝地区；同时在汤原设立了武装炮兵第63团；在大庆、兵团、师部等关键目标区域，设立了21个高射炮连和8个警通连，使得武装人员的数量增至四万之众。装备方面，重机枪数量达到了234挺，37毫米高射炮84门，122毫米榴弹炮18门。此举显著提升了黑龙江省的边防实力。

全力支援珍宝岛战斗

1969年3月2日至17日，在中国边防部队指战员的英勇奋战中，得到了兵团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他们成功地对擅自侵入珍宝岛领土的苏联边防部队实施了自卫还击，坚决捍卫了我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珍宝岛。

众所周知，中苏两国在历史长河中便存在着边界争议。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两国边界问题愈发频发。1960年，苏联边防军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邻近区域引发了首次边境冲突。此后，苏方屡次破坏边境稳定，包括向我国境内推进巡逻线、在我国境内构筑军事设施、潜入我国境内安装窃听设备、干涉我国边境居民的正常通行和生产活动，以及殴打、绑架我国边民，甚至阻挠我国边防部队执行巡逻任务，种种行径层出不穷。自1964年起，苏联边防军频繁发动武装挑衅，制造流血事件。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2月，苏联边防军在中苏边境地区引发的各类边境冲突累计高达4180起。

1969年春初，苏联边防部队在珍宝岛再次引发了剧烈的武装对峙。

珍宝岛，镶嵌于黑龙江省虎林县版图之中，紧邻乌苏里江的主航道中心线，我国境内。岛域面积仅0.74平方公里。曾与我国大陆相连的北端，在历经江水持续的侵蚀后，于1915年演变为一个小岛。即使在枯水季节，该岛依旧与我国江岸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徒步登岛亦非难事。岛形两端尖锐，中部宽阔，宛如古代中国元宝的轮廓，因此得名珍宝岛。

珍宝岛位于我国东部，与苏联领土隔江相望，相距仅有四百余米。入冬之际，江面冰封，冰层厚度超过两米，成为车辆通行的天然大道。岛的西侧是狭窄的江汊，宽度不及百米，从未有过船只通行。珍宝岛坐落于完达山脚，四周被茂密的树林环抱，大部分土地均为“塔头墩”沼泽地带。岛上分布着众多小泡（小湖），这些湖泊与乌苏里江相连，成为了鱼类繁衍的天然乐园。岛之南北两端，江窝众多，是鱼类栖息的宝地。当地的中国居民世代在此从事生产和捕鱼等活动。

自20世纪起，得益于中国渔民张盖、藏盖年等前辈的辛勤耕耘，他们先后在岛上建造房屋、捕鱼及种植蔬菜，使得珍宝岛逐渐被当地居民亲切地称为“张盖岛”或“翁岛”。1928年，我国居民陈远进购得张盖的居所，与子陈锡山一同在岛上定居。1931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日本关东军迫使岛上居民被迫搬迁。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陈锡山等人才重返公司村一带安家，他们仍频繁登岛从事捕鱼和生产活动。在1945年之前，珍宝岛隶属于虎林县公司村，此后则划归虎头区管理。该区域始终有我国边防部队进行巡逻。

历史的长河中，众多证据清晰地表明，珍宝岛自开疆拓土之初便归属我国，这一事实无可置疑。

1964年中苏边境谈判时，苏方出示的地图上竟把边界线划到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中国岸边，把珍宝岛据为己有。从此形成争议，该地开始出现摩擦。从1967年1月至1969年2月的两年多时间里，苏联边防部队入侵珍宝岛达16次之多。1968年12月27日，苏联边防军出动装甲车、卡车、吉普车共7辆，载运75名携带武器的军人越过乌苏里江主航道，侵入珍宝岛。这些苏联军人拦截和殴打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军人，当场打伤8人。1969年1月4日，中国边防部队的巡逻分队登岛巡逻，遭到苏联边防军人的干涉和拦阻。1月16日，苏联边防军又侵入珍宝岛，抓走2名捕鱼的中国公民。1月23日，76名全副武装的苏联边防军人，携带军犬，分乘4辆军车，在直升机的掩护下，突然袭击正在珍宝岛上执行任务的中国边防巡逻分队，打伤20多名中国边防军人，其中重伤9人。

对于苏联边防军的接连不断的挑衅，中国边防部队一再克制忍让，未予还手，因而避免了事态扩大。

1969年3月2日，珍宝岛地区冰天雪地，气温为零下27摄氏度。上午8时许，中国边防部队公司边防站站长孙玉国，带领巡逻队沿中国境内的冰道抵近珍宝岛时，全副武装的苏联边防军立即从位于珍宝岛上游的下米海洛夫卡，和下游的库列比克依内两个地方，出动70余人，分乘两辆装甲车、一辆军用带篷卡车和一辆指挥车，向珍宝岛急速驶来，抢先侵入珍宝岛。苏军下车后，就开始阻止中国边防巡逻分队登岛巡逻。我当即发出警告，令其从中国领土撤走。但是，苏联边防军却摆开战斗队形，持枪步步紧逼，并以一个团的兵力向巡逻组左翼穿插，企图切断我巡逻队的退路。9时17分，苏联边防军对我巡逻组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后，突然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6人。我忍无可忍，被迫自卫反击，震惊世界的珍宝岛战斗开始了。

在此关键时刻，沈阳军区向兵团司令部发出了全力支援珍宝岛战斗的命令。兵团令驻红兴隆的第三师，在福利屯通往珍宝岛战场的公路各要点团营连，建立支前领导小组，设兵站，建物资供应站，变拖拉机修配场、工程队、医院为战勤分队。

地处珍宝岛的三师21团（今八五三农场），于3月8日接到组建担架营开赴前线的命令，经两个小时的战斗动员，请战者多达五千多人。最后选定450人组成担架营，开赴战场，进行战勤支援救助。

3月14日，珍宝岛地区刮着西北风，下着小雪。苏联边防军两辆装甲车从珍宝岛北侧侵入乌苏里江中国江汊侦察挑衅。15日凌晨，苏联边防军60人，在6辆装甲车的掩护下，从珍宝岛北端侵入，潜伏在丛林之中，企图偷袭守岛的我边防部队。中国边防部队令营长冷鹏飞带领一个加强排立即登岛，依托珍宝岛东南的天然壕沟，与侵岛苏联边防军对峙。8时许，入侵的苏联边防军以装甲车火力和步兵轻重武器，向守卫珍宝岛的中国边防分队猛烈射击。接着，苏联边防军步兵在6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向我守岛分队进攻。冷鹏飞指挥守岛分队运用集火近战的战术，集中火力将步兵与装甲车分割，使其不能相互配合。同时组织火箭筒和无后坐力炮打击苏联边防军的装甲车。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战，中国边防部队打退了苏联边防军的第一次进攻。

当日9时46分，苏联边防军的地面炮兵和坦克，对中国边防部队的岸边阵地和岛上分队进行猛烈射击。接着，又出动6辆坦克和5辆装甲车，越过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向珍宝岛接近。其中4辆坦克扑向珍宝岛南端，窜入中国江汊，迂回到中国边防部队守岛分队的侧后；另外2辆坦克和5辆装甲车由珍宝岛北端侵入，向中国守岛分队的正面发起进攻，企图前后夹击中国守岛分队。

待苏联边防军的坦克驶近到十余米远时，杨林率领几名战士，突然跃起，接连投出5枚手雷。苏联边防军坦克队形出现混乱，先头一辆T-62型坦克闯入中国边防部队预设的雷区，右侧履带被炸断，不能行走。另外3辆忙按原路倒车逃窜。

被中国边防部队炸断履带的苏联边防军T-62型坦克，留在中国江汊的冰面上，成为苏联边防军入侵中国领土的铁证。因此，苏联边防军千方百计想夺回这辆坦克。

3月17日凌晨，苏联边防军猛烈炮击中国边防部队的前沿阵地和纵深6公里的地域。接着，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出动70余人入侵珍宝岛，在岛上敷设了1000余枚地雷。苏联边防军布雷时，预留了一条20米的通路，以便把炸坏履带的T-62型坦克拖回去。为了粉碎苏联边防军拖走坦克的企图，中国边防部队对苏联边防军的炮击行动予以回击，并以炮火拦阻登岛的苏联边防军。苏联边防军为了防止坦克被中国边防部队拖走，一面用炮火阻止中国边防部队接近坦克，一面昼夜不停地炮击这辆坦克，企图将其彻底炸毁。由于附近的冰层被炮弹炸开，坦克沉入江底。边防部队在海军潜水员和兵团战士的帮助下，利用简易器材，冒着苏联边防军的炮火，穿过一米多厚的冰层，作业4昼夜，于5月21日将这辆坦克打捞上岸。

后来，这辆坦克被送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览。

中国边防部队经过3月2日、15日和17日的战斗，共击毁、击伤苏联边防军坦克、装甲车17辆，击毁卡车、指挥车各一辆，毙伤200余人，缴获T-62型坦克一辆、各种枪31支（挺）、弹药和军用物资一部。

为了表彰边防部队保卫珍宝岛的英雄事迹，中央军委于7月30日发布命令，授予边防站站长孙玉国、政治干事杜永春、火箭筒手华玉杰、班长周登国、营长冷鹏飞、副科长孙征民烈士、班长杨林烈士、副站长陈绍光烈士、副连长王庆容烈士、战士于庆阳烈士等10名官兵为“战斗英雄”称号，给边防部队的侦察连、一连和公司边防站等10个单位记了集体一等功。

在支援珍宝岛战斗中，仅21团出动支援车辆956台次，抢修公路110公里，加固桥涵52座，支前面粉糕点八万余斤，担架营冒敌人炮火运送大批弹药、接运伤员，百分之八十的兵团战士为伤员输过血。沈阳军区给担架营一连三排立二等功，给杨一平立二等功，朱波、陈放、黄元培、芦爱信立三等功，受到统帅部的表彰。之后，21团战备值班营开赴珍宝岛与边防军共同担任戍边任务。

抓紧军事训练和战场建设

武装分队组建后，多利用农闲和冬季，抓紧对每位武装战士进行必须的战术、技术基础训练，使其具备战时需要的基本素质。如：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三打（打飞机、打坦克、打空降）、三防（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等训练。而且，特别重视对班长、排长和技术骨干的集中轮训。

从1969年至1972年，兵团、各师在教导队办培训班达210期，训练干部2154人，培训骨干2万人次。

1970年11月24日，毛主席向全军发出了“不当老爷兵”、进行野营拉练的指示，各部队迅速掀起了野营拉练的热潮。

兵团领导根据预定作战方案，决定组成以兵团司令部副参谋长鲍鳌、后勤部副部长顾廷邦为首的拉练指挥部，兵团二师（宝泉岭）、三师（红兴隆）、四师（密山）各组建1500人的武装拉练团，进行一个月的冬季千里野营拉练。其他单位，就地组织拉练。

经过短暂准备，拉练团于当年12月中旬，兵团二师从宝泉岭出发，经鹤岗、汤原在佳木斯南石猴山地区与兵团指挥部会合宿营，各连在200多米高的山区进行野炊用餐；兵团四师从密山集结，经林口于12月底，兵团指挥部与二、四师拉练团，在牡丹江北20多公里柴河地区会师。

我记得，在翌年的1月1日凌晨2时，指挥部和四师拉练队伍，冒着零下30多度严寒，踏着20多厘米厚的积雪，从柴河出发，经牡丹江市，拉练8个小时，行军80里路，到达海林县西南放牛沟地域宿营。

特别感人的是，在兵团拉练计划中，没要求女战士参加。兵团四师众多女战士用血书请战参加千里拉练。故四师拉练团每个连特编了一个女战士班。在滴水成冰的山林地全副武装行军拉练，不少人耳、鼻冻伤，脚上打起了血泡，但没有一个掉队的。有一位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老团长，手拄棍子在队伍前领走。其中，有几位女青年，累得经血从口鼻倒流，死活硬是不上拉练收容车，深深打动了我们每个战士干部的心。

当时我就想：这些硬骨头战士多么可敬可爱啊！我们有几万几十万这样坚强勇敢的兵团战士，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什么样的敌人不能战胜呢？

记得当时英国有识军事评论家曾称赞：“中国在黑龙江边境地区，组建了一支很强的准军事部队。”

当时，兵团在中苏边界地区有32个边防团，距边界10公里内的一线连队195个，边界线长达650公里。为了保证边境安全，及时掌握敌情，我们先后建设了50个观察哨和巡逻组，常年坚持边防巡逻和对苏观察。先后捕捉苏联特工2人，阻截企图犯罪分子3人。同时，还不失时机地配合我国政治、外交斗争，进行登岛生产、拔航标等边防斗争任务。

1971年9月13日，又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在山海关机场，私自乘三叉戟飞机，仓惶北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当时形势紧张，为此，兵团的两个值班团、九个值班营进入了一级战备。兵团前进指挥所，进驻到牡丹江海林地区。试想，掌握中国核心机密的林彪若叛逃成功，将是何等后果呢？还是天助我也，党中央、毛主席化险为夷。

然而，这不能不备。这一年兵团又武装150余个连队，武装总人数达7万人，轻重武器近五万余件。

本着平战结合的原则，兵团加快了战场建设的步伐。六个师的后方基地建设初具规模。建战备仓库、宿舍、医院2.5万多平方米，永备作战坑道500余米。在边界地区前沿要点，构筑相当数量的野战工事和战斗村、永久性菜窖近4千个。值班26团进入虎饶战区，接替野战军防务。构筑守备工事，加强有线无线通信建设，加修机动道路，使兵团防区公路达5500公里（沙石路2400公里），基本保证了战备戍边之需。

屯垦戍边一肩挑

鉴于当时的国际、国内斗争形式，兵团把战备放到了重要议程，但生产建设任务也没有放松。

1969年初，兵团组建刚立稳脚跟，就组建了兵团第六师，新建了4个团，奋力开发抚远千里荒原。新建61团，1969年1月进点，当年垦荒6万亩，产粮豆270吨。1970年，耕地面积达15万亩，生产粮食480万公斤，上交商品粮51万公斤。加上其它师团垦荒，兵团平均一年开荒一百万亩左右。

如果说，1958年，王震将军率十万转业官兵进军北大荒，在广袤的三江平原、嫩江平原、兴凯湖低地奋力垦荒，为第一次开发北大荒潮；那么，1969年建设兵团党委及兵团第六师和广大转业官兵、几十万青年、职工，全力开发以抚远荒原为标志的大规模垦荒行动，可以说是第二次开发北大荒潮。为北大荒变北大仓，建设商品粮基地，增加中国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兵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72年初，兵团党委为加速开发抚远三角洲荒原，报请中央、国务院、黑龙江省政府，拟建设从集贤县福利屯至60团（前进农场）的全国第一条支农铁路交通线。后经中央批准，由铁道部组织建设，兵团参加施工。

这年6月，唐山勘测大队由邢队长带队和万总工程师、郑总工程师等十多名专家、工程技术员，由我和计划处同事陪同，从福利屯开始勘测，经兵团三师红兴隆，转向东北，至富锦县柳树林子长3公里沼泽漂垡甸子区，到二龙山，再到兵团六师七星，之东61团（创业），再转东北到60团（前进），全程226.6公里，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全程勘测定位。一路上，年近6旬的万总、郑总工程师，时而跑步，时而爬山涉水，艰苦劳顿，全然不顾。勘测设计大队的全体人员，付出许多辛劳和汗水。1974年，由兵团三、六师动员组织大批人力、机械投入紧张施工，1976年基本建成了全国第一条支援农业交通大动脉，意义非凡。

特别应该记述的，就是这年夏天发生的唐山大地震，万总、郑总等一些高级铁路工程技术人员不幸遇难了。我们应该永远怀念那些对开发建设北大荒有贡献、有功劳的人们。

1973、1974年以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变化，兵团的生产建设升为首要任务，战备戍边职责与任务逐渐减弱，最终兵团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于1976年撤销，垦区随之成立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

北大荒精神永放光芒

兵团撤销之后，历届农场总局党委，带领广大农场工人，又经过20年的改革与奋斗，一个开放的垦区，一个走进市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垦区，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时至今日，中国最大的国营农场群，分布在黑龙江省的7个地区、11个市、39个县。省国营农场成为黑龙江省和国家商品粮基地中的一支主力军。到1995年，粮食总产跃升至100亿斤。到2005年，农场总局粮食总产突破200亿斤大关，达205.3亿斤。

到今年，黑龙江垦区将迎来它的60岁生日。60年巨变，北大荒变成北大仓。抚今追昔，令我们这些曾在北大荒黑土地上战斗、生活过的人们，欣慰不已。

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党中央和黑龙江省委的关怀支持下，由解放军、解放军转业官兵、农场职工、城市知识青年等，用青春、汗水、鲜血乃至生命，共同创造和继承发扬的“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一定会代代相传，永放光芒。我衷心祝愿新时代的北大荒人，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在建设新农村、领跑黑龙江及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全面奔小康的伟大事业中，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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